因此，可以认为《独圣上》的贵仁与《独圣下》的立人道是章太炎论证孔子思想的两种表述，共同形成以仁为本的思想。

性善论在儒学思想后来的发展中影响巨大，一个重要之点，就是激发道德的激情和责任感。（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）民性有时泛指人性，多数时候，就是指政治治理对象的人民之品性，西汉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对待教化民性更有大段论述。

也就是说，虽然有善性，庶民却未能使善性生长成熟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民性之善与性善论的关系人群中的多数人（民）不能尽心，没有自立的精神，受环境影响，但仍有善性。不过，理学在成为官学之后，确实一定程度上变成对民众的要求（如妇女守节之类），所以戴震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。（《尽心上》）凡民也能兴，但要有好的政治社会环境。

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（《尽心上》），尽心才能知性，认识到自己的本性，这是自我努力才有的结果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由这些说法可知，孟子认为事实上能够尽心的是大人、君子、士，未能尽心的则是庶民民。[40] （宋）潘兴嗣：《周敦颐墓志铭》，《周敦颐集·附录一》，第91页。

周程之间的授受关系是否能够成立，古今中外学者也观点各异。观朱熹答陆九韶之书可知， 陆九韶专事攻击无极之语，而于太极之义并未过多发明。[38]即《通书》在义理和道统上的的重要性使其不仅超出了集部，甚至超出了子部范围，而径直越入经部范围。其次，朱子通过对比二程对张载《正蒙》之不满，推知二程对那种热衷于构造宇宙本体论的理论活动，同情其动机，但并不赞成其方式。

今考《朱子文集》中，《伊川先生年谱》中有言伊川受学周子之语：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。兹根据顾宏义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的考证，将二人现存往还书信之可见者，按其先后顺序，胪列于下，并加按语，进行相应的分析。

朱子认为周子、康节、横渠所言皆阴阳五行之事，或曰天地万物之理。故朱子亦认为当时所言，不过如此。[55] 徐世昌等编: 《清儒学案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，第187页。钱穆先生指出：朱子理气二分之说，即本之濂溪《太极图》。

[43] （宋）朱熹：《西铭解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，第147页。二是，批驳朱子以无形而有理来解无极而太极，指出极不可以形字释，而应训中。而朱子认为康节此语比古今历家所推阴阳消长界分之语要高明，并欲将其附于《通书》之后，正见其认为周、邵所论正同，但此为张栻所不许。[75]而不管是诚还是敬皆是指向那唯一的天理：如天理底意思，诚只是诚此者也，敬只是敬此者也，非是别有一个诚，更有一个敬也。

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：后出晚近，于义理之本原未容骤语，苟茫然不识其梗概，则亦何所底止？列之篇端，特使之知其名义，有所向望而已。其主要的论点是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，并未得与马、邵之列，而其证据则是所谓的二吕之言，后世学者则由于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，则终无据。

如此则莫非在我，便可受用，自然不存在亿度料想或穷高极远之弊。但明道气化论的核心表述如动静者阴阳之本显然是对《太极图说》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。

朱子如何回应这一问题，也决定着他所建立的北宋儒学的道统谱系能否成立。天地何所依附？曰：自相依附。以其间值之难，则其数或不能长，亦宜矣。[88] 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一十五，第2774页。[59]这一观察无疑是到位的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周、程之间理论差异的极好的视角。因此，不同于程子那种不知天地如何说内外的搁置态度，[91]朱子则从理与形两个方面来理解六合是否有内外的问题：问：康节论六合之外，恐无外否？曰：理无内外，六合之形须有内外。

[41] （宋）朱熹：《太极通书后序》，《周敦颐集》卷二，第44页。或者说，朱子乃能贯天道、人道为一，理只是一个理，天道本体之理亦即吾人做工夫所循之理，所谓无极而太极、万物一太极，皆是此理。

因此，朱子既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，又通过对周程思想的重新诠释来建构周程之间的思想上的授受关系。相反，他将《通书》的地位抬得很高，认为其言包括至大，而圣门事业无穷矣，甚至能够度越诸子，直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同流行乎天下。

《语类》又有两条讨论此事：古今历家，只是推得个阴阳消长界分尔，如何得似康节说得那天依地，地附天，天地自相依附，天依形，地附气底几句？向尝以此数语附于《通书》之后。由于汪应辰致朱子的第一封信已佚，根据朱子的回信，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朱汪辩论的起因，即朱熹在所作的有关周、程的文章，提到二程受学于周敦颐，汪应辰认为受学之语不妥，故致书朱子商榷。

[54]参见周建刚：《再论周程学统》，《求索》2017年11期。根据我们上文的研究，朱子认为二程又虑言之有弊而不言，并非完全出于无根据的推想，而是基于其对二程思想倾向的把握。[75] 《二程集》，第34页。[30]更值得重视的是第二种反对意见。

[4] 参见《二程集》，第328页。[5] 参见吾妻重二：《论周敦颐——人脉、政治、思想》，载吴震主编：《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——以朱子学为中心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，第346页。

[98] 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四，第2387页。[3]最后，刘立之言：先生从汝南周茂叔问学，穷性命之理，率性会道，体道成德，出入孔孟，从容不勉[4]，从其所论可见，明道问学周子，所得者乃根本性的道德性命之理，绝不可比之于孔子之于老聃、苌弘。

张栻则反对朱子此说，认为此乃邵伯温为推尊其父而妄载此语。虽然朱子以无形而有理解无极而太极确实像陆象山所指出的那样，有同一个字异训的问题。

周子的功绩即在于阐夫太极阴阳五行之奥，而天下之为中正仁义者，得以知其所自来，即将人道根源于天道的道理重新阐明了出来，将久已割裂的天人重新绾合为一，使久已晦暗的天理复明于天下。[6]但一方面，二程未见成书不代表思想上没有受到周子的影响，另一方面，《通书》及《太极图》后来乃出于程门后学之手，且明道有某自再见茂叔后，吟风弄月以归，有‘吾与点也之意[7]之语，若是于再见茂叔时传其《太极图》与《通书》，亦未可知。朱子也并未回避这一问题，而是特意在其所作《太极图说解》的后记中提到了这一问题。禀生之类兮，偏颇其宜。

[20] （宋）汪应辰：《与朱元晦》，载顾宏义：《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》第五册，第2599页。朱子在建安本《太极通书后序》中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不同说法做了一个总结：熹又尝读朱内翰震《进易说表》，谓此《图》之传，自陈抟、种放、穆修而来。

[32]朱子认为将蒲宗孟《碣铭》全文载于《通书》之后，不仅次序不伦，且极为害道，故朱子对其加以删削。3.朱熹《答汪尚书十一月既望》：濂溪、河南授受之际，非末学所敢议。

[81] 朱熹：《太极图说解·后记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13册，第79页。《东见录》云：‘人多言天地外，不知天地如何说内外？外面毕竟是个甚？若言著外，则须似有个规模。